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同比增长9.9%，增速同比回落13.1个百分点，有望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受国际金融危机、外需不足和成本上升的深层次影响，出口企业稳增长稳效益的努力，依然面临诸多困难。着眼长远，要加大出口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全面提高出口企业自主创新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能力，增强我国出口产业稳步增长与持续发展的能力。装备制造业是我国出口产业赖以依靠的装备部，在扩大自身出口的同时，要加强装备制造企业同出口企业协调互动与同步促进出口增长的机制建设，装备制造企业要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工艺装备，装备和改造重点出口产业，为新时期中国出口企业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中抢占世界出口的制高点提供强势支撑。
创新高端信息技术装备，提升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水平。
2011年，信息技术产品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71%、占机电产品出口的36%、占全部出口的21%。2012年上半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减缓，但高出同期我国出口8.7个百分点。其中手机出口37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出口量同比增长20%。中兴、华为、TCL等中国企业已跻身全球手机产销量排行榜的前列。但在全球手机市场上，高端手机市场份额依然由苹果、三星等公司主导，手机市场上95%的利润，由这两家公司赚取。我国手机在“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没获得较好的出口利润。如何占据国际手机高端市场，还需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今年9月10日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联想集团个人电脑生产全球出货量为1290万台，集团纯利润1.62亿美元，销售额87亿美元，同比上升11%，国际市场份额为15.6%，位居全球第一。从整体上看，我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企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偏高，出口产品面临自主核心技术缺失、自主国际标准缺失、自主品牌国际影响力不足的三大瓶颈。我国装备制造业要为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出口产业提供先进的技术工艺装备，降低信息技术产品出口企业购置国外高价设备的成本，有效提升信息技术产业层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下一代信息网络、互联网建设急需高端技术装备研制进程；着力突破超高速光纤与无线通信、先进半导体和新型显示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鼎力支撑信息技术产品出口企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与由贴牌加工向自主品牌和由低中端为主向中高端为主的纵深方向转型升级。
做强智能制造装备，提高汽车产业出口水平。
我国已是全球的第一大汽车市场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2011年，我国汽车产销延续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快速发展势头。汽车出口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纪录，汽车出口85万台，同比增长50%，出口金额110亿美元，同比增长57%。尽管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保持了较高的增幅，但与千万辆级的国内市场销量和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一机电产品出口大国相比，出口量仍显微不足道。2012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 和出口增速明显回落。整个汽车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由2010年的85%下降到2012年的75%左右。在 华合资品牌与本土自主品牌汽车的强弱分化日趋明显，市场份额的72%被仅有10余个合资品牌的汽车企业所占有。在乘用车市场上，多达50个品牌的本土品牌汽车企业在争夺25%左右的国内市场份额。我国汽车制造业存在的有大企业没有大品牌；有大制造没有大研发；有大引进没有大出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坚持人才与技术立本，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打造差异化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中国汽车的国际化品牌，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国汽车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振兴崛起和大幅提升出口水平，我国装备制造业要勇挑重担，把提升我国汽车制造业的智能化先进工艺制造装备和生产线系统集成能力，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汽车企业现代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围绕重点自主品牌汽车高端研发和生产基地建设和整车、发动机和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体系自主创新创牌上能力、上水平对装备的重点急需，大力培育和发展高度数控化与智能化、精细化和绿色化的高端制造装备，把本土汽车制造企业的成套工艺装备和生产线系统集成的智能化率提高到70%以上，全面提升汽车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把用于扩大汽车内需市场的财税优惠政策和汽车产业研发投入支持，反哺智能装备制造企业，提升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包括从设计到成品智能打印技术的智能化汽车制造工艺装备的积极性，为大幅提升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规模做贡献。
大力发展新兴功能材料集成技术装备，增强核心元器件国际竞争力。
新材料产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强，由于其自身的发展能引起其他相关产业的超强发展，包括与下游产业的向后关联、与上游产业的向前关联、与其它产业的相关联。新材料作为“先导产业的先导”，是其它所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军工产业民用化、战略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键环节。近几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为高性能钢铁材料、功能膜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纳米材料等新材料，提供了一大批工艺技术装备，对基础材料产业的调整升级起到了积极的带动支持作用和促进作用。新时期我国装备制造业要以稀土为要素的超强功能膜材料技术装备为突破口，提高新兴元器件自主配套的能力，提升高新技术机电产品自主出口水平。稀土是一种原子结构极为特殊的稀有资源，具有电、磁、光以及生物等多种特殊功能的材料，是不可再生又难以替代的“工业维生素”。稀土是发展新兴技术装备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备工业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其代替品的开发难度极大，已被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等国列为21世纪的不可或缺的战略储备元素。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的59%,开采生产量占世界的95%；出口量第一，占世界的80%。更为难得的是优质矿成品很高，稀土元素的品种也最全。国际稀土专家立夫顿指出，没有稀土就毫无科技可言，而中国稀土的战略地位堪比中东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稀土也是我国外贸出口中最具主动权、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稀缺矿产资源，但目前我国在稀土的加工应用上技术落后，长期出口“过度开采”的低附加值稀土原料制品，而高价进口精炼后的高附加值稀土制品。近几年来，我国稀土储量已由占全球的59%下降到39%左右，我国稀世的战略矿藏资源，就得不偿失地下降了20%。美国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三，一度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稀土精制品供应国，但在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稀土，并封存了最大的芒登帕斯稀土矿山，转而低价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稀土原料。日本从中国低价进口的稀土占日本稀土进口总量的85%，但日本不急于精炼，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20年的稀土贮存在海底。
在稀土的附加值构成链上，稀土精矿制品、新材料和光电元器之间的附加值之比为1:50:500，而我国大量出口的是附加值更低的初级稀土原料。出于国内环境保护和全力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目的，我国积极利用WTO框架下的“灰色条款”，采取了严格的控制稀土出口配额管制。发达国家为此而采取了强化代替品研发、回收废旧电子提炼及同其它稀土资源国合作开发的举措，以挑战我国在稀土出口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我国稀土出口20年来，一直将拥有稀土深加工应用技术的装备，寄希望于国外进口和技术引进，都受到由美国主导的“瓦森纳安排条款”的出口限制和封锁，一直无法获取欧美稀土应用技术装备的支持，致使我国成为全球稀土初级原料唯一的供货商。在“原矿—精矿—中间分离品—功能新材料—元器件—终端产品”的稀土产业链中，其最大价值链不在开采和治炼技术装备环节，而在功能新材料与微型元器件和终端产品一体化的价值链及其集成技术装备上，这是增强稀土产业根植性和附加值最大化的关键环节。”一代新材料，创新一代新装备；一代新装备，创造一代新材料“。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要按照稀土向上游高功能复合材料、功能性元器件和关联终端产品的发展脉络，构建高新化、高质化、绿色化的稀土加工技术装备，增强含稀元器件技术集成设备的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稀土功能膜材料（主要包括水处理膜、太阳能光伏电池膜，信息技术产品平板显示薄膜、半导体及微电子、光电子用薄膜等）技术集成装备研制和自主供应的能力奋力打破外国含稀功能膜的专利垄断，大幅降低出口产品的功能膜对外依存度，全面提高与稀土关联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建议设立稀土高端应用技术装备发展专项资金，鼓励与引导稀土矿产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积极参与稀土深加工及其应用技术高端装备的研发投入，以增强自主制造能力。要围绕含稀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需要，延伸稀土高端产业链。在从严把控稀土出口配额管制的同时，要积极探索以稀土换取深加工高端技术装备的换货贸易方式，以稀土出口换取国外先进的智能化、精致化和清洁化稀土深加工技术装备，不断提高我国自主生产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及高新终端产品的能力。在满足国内需要和替代进口基础上，提高我国稀土高技术 产品和元器件的出口份额，让稀土这一国之瑰宝，成为我国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出口结构和助推高端新兴技术装备自主创新的重要创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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