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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你旁边有一堆屎，你也会去效仿它，就因为你想跟它和谐?”
—扎哈·哈迪德
“终于有人对扎哈·哈迪德说‘不’了。”10月13日，在“建筑日报”网站(A rch D aily)上，一条题为《日本建筑师反对扎哈·哈迪德的2020东京奥运主场馆方案》的新闻下，有网友如此评论。
10月11日，199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89岁的日本建筑师槙文彦，201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伊东丰雄等3 0多名建筑师，发起了一场针对东京2020奥运主场馆方案的研讨会。这个饱受争议的方案出自著名建筑师、200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扎哈·哈迪德。哈迪德也许是目前在中国最知名的国外设计师，她在中国设计、建成的每一个作品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广州大剧院、北京银河S O H O、成都当代艺术中心等。
但这次发生在建筑大国日本的争论，并不只是设计师之间的切磋。自19 6 4年举办奥运会后，日本崛起并向世界输出了一批建筑大师。快五十年过去，仍旧是世界级的体育盛事，设计的图纸却不再由本土设计师书写。全球化的风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但正如台湾学者阮庆岳所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对百年来建筑史的现代性去重估，重新检验那些‘非怎么样不可’的东西。希望未来二十年亚洲能有力量对那些力量进行反扑，我们不可能沉默以终……”
在东京的“二环内”建大体育馆
“在我八十九年的人生中，所写的东西能这样地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样的事情恐怕以后也都没有了吧，”槙文彦在研讨会上说。作为日本1960年代“新陈代谢派”建筑创始人之一，槙文彦认为，设计师不仅要给后人留下房屋，更重要的是要留下文化财富。他于1990年代设计的东京首都体育馆正践行了这一理念。
槙文彦为何要在此时发声?
今年8月15日，在日本还没取得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情况下，槙文彦就写了一篇名为《在神宫外苑历史的文脉中考虑新国立竞技场方案》的文章，发表在日本建筑家协会(JIA)会刊上。
在10月11日举行的研讨会上，槙文彦重申其反对2020东京奥运主场馆兴建方案的理由，主要有：“外形太大了，有损以明治神宫内外苑为中心的景观群的协调和美感”、“服务业面积过大”、“设计方案没有模型”、“参加竞标限制过多”等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或许是“明治神宫景区内建筑物遮蔽率不得超过2%，因此建筑高度不能超过28米”。从扎哈·哈迪德的方案看来，这座巨型的体育场最高处达75米。在后摩天大楼时代里，保卫城市的天际线、控制建筑的高度，是越来越多古老城市的共识。
同时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东京大学研究城市理论的教授大野秀敏、法政大学研究建筑和历史的教授阵内秀信和社会学家宫台真司等。日本建筑师们保持着他们的谦谦君子形象，整个研讨会行程下来，槙文彦等人并没有过多地提及新馆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名字，更多的是针对作品本身，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政府。“不是建筑师自身想建这么大，而是针对这个方案才设计得这么大的，”槙文彦说。
日本新国立体育馆预计占地11公顷，能容纳8万人观看比赛，在人口、建筑密度高度集中的东京，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手笔”，更何况，新体育馆所在的明治神宫外苑是东京都内的第一号景区，有明治纪念馆、圣德纪念绘画馆等多处名胜古迹。作为东京五个最主要的神社之一，明治神宫占地70公顷，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居之外最大的一块绿地。每年新历的除夕，日本民众会前往各地的神社准备新年的参拜，而明治神宫无疑是东京最热门的地点。在这动刀，用建筑评论家方振宁的话说，“这就相当于体育场建在北京二环里面啊。”
这不是扎哈·哈迪德的建筑第一次引发争议，更不是她第一次赢得全球瞩目的建筑投标。但对东京来说，正面迎接扎哈·哈迪德，是头一次。此前哈迪德也有在东京落成的建筑项目，但都是商业品牌店。哈迪德最近一次“大规模”造访东京，应该是2008年她与香奈儿合作的“流动艺术馆”。哈迪德为香奈儿设计了一个可以拆卸的展览馆，外形由一系列轻质曲面组件构成，灵感来自香奈儿的菱格手袋。伴随着香奈儿华丽盛大的气势在全球巡展，东京是它光顾的其中一站。
与这个临时性的“建筑”相比，哈迪德其他的“永久性”建筑引发了更广泛的争议。其视觉的强大冲击力毁誉参半，有人认为美不胜收，也有人觉得侵略性太强。从施工方的角度来看，更是困难重重，“没有一根垂直的柱子，没有一面垂直的墙”，广州大剧院设计总工程师余穗瑶曾这样说，为了克服难题，工程师进行过不下150次调研。这也就是为何哈迪德在国际获奖无数，但是有些方案只能停留在纸上，而她被称为“纸上建筑师”。
退回到2012年11月，新国立竞技场竞标结果公布时，作为评审委员会主席，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认为：“扎哈·哈迪德的充满活力的未来主义的设计方案感动了评审团，我相信新的体育场将是我们渴望举办2020年奥运会的一种象征。”
地标建筑的时代远未结束?
“如果槙文彦再年轻几十岁，我觉得他不会反对这个事情，”建筑评论家方振宁认为，“他的人生到了夕阳阶段，他应该拿出良心，给后人一个接力的传统。”方振宁注意到，最初在网上对东京国立竞技场的反对声音包括201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伊东丰雄等多位中青年建筑师，而最后参加研讨会的只有五位专家，“这样就可以避嫌了，并不是日本建筑师不希望由外国建筑师来承接这个项目。”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声音出来了，既没有煽情，也没有不客观。”方振宁在博客上转载了研讨会的内容，并配发了几张谷歌卫星地图拍摄的东京国立竞技体育馆的照片。在照片中，密密麻麻的现代建筑围绕四周，亟待建设的体育馆位于中间最大一片绿地上。
亚洲大学创意设计学院的助理教授谢宗哲是东京大学建筑博士，在日本生活时，他常去在明治神宫内外苑附近举行的东京设计周。“因为它(周围都是)古建筑，所以一个巨大体量的体育馆将放在那里，有点令人诧异。尤其是对比旁边的明治纪念馆，你会有点被吓到，完全压倒性的，好像一个机械兽要把它吃掉的样子。”明治纪念馆因作为明治天皇的结婚仪式使用场地而有名，馆区内残留着创立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使用过的建筑遗迹。
在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辉映的东方建筑精神里，扎哈·哈迪德的设计方案无疑非常抢眼。不过这也是她一贯的风格。“作为建筑师我们只能建出孤岛，”早在2004年她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这样说过，“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你旁边有一堆屎，你也会去效仿它，就因为你想跟它和谐?”
她的建筑，即使到了航拍的距离，也仍然会第一时间吸引你的眼球，无论是北京的银河SO H O，还是广州珠江边上的大剧院。
关于“环境协调论”，哈迪德还反击过查尔斯王储对其的批评，即便历史上英国王室对现代建筑产生过重要影响。2009年，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成立175周年纪念活动上，查尔斯说：“由于对于现代主义和金钱的追逐，现代主义建筑使人类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哈迪德当时即回应道：“地标建筑的时代远未结束。”谈及近年来对亚洲建筑的热衷，她承认：“亚洲项目的特点是和欧洲比规模大得多，再有就是感觉上亚洲现在开始接受比较前卫的变革。”
“十五年前我肯定喜欢哈迪德的作品，但是现在我不是这个观点，”方振宁说，如今他赞同研讨会中宫台直司提及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动植物、山川河流和人类都在环境整体中，如果寿命短的人类开发了环境，环境也就死了。那么，也就是对人类和准人类的不尊重，也就是破坏了人类自己的尊严。”
从谷歌地图上可以看到，明治神宫内外苑的绿地是有限的，“日本用国土资源换来高速的发展，付出很多代价，但是也回不去了，”方振宁说。
上一盘好吃又好看的餐饮就行了?
作为2020年奥运会主场馆，新国立竞技体育场的建设已经超出了建筑的意义。
槙文彦等建筑师除针对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外，也指出一点—设计方案竞选程序过于草率。比如竞选者“必须是得过一些著名建筑奖项，并且有设计过1.5万人以上体育场的项目的人才能参加”，这让大部分建筑师被拦在了门外。还有一点，哈迪德连建筑设计模型都没有做，只有两千分之一比例的横面图。
“这其实是哈迪德的一个战略，”方振宁说，SOH O中国曾请哈迪德、M V RDV公司等三个团队来参与北京物流港项目投标，“如果(常规来说得)有六块版的说明文字内容，(那)哈迪德可能连一块都没写满，而更多的是视觉效果图，用平面的效果图代替三维的东西。M VRDV讲的时候，潘石屹过去打断他，说讲得太啰嗦，‘能不能给我端上一盘好吃又好看的餐饮就行了?’开发商要的就是实惠。如果我有东西能占领人的整个视野，那我就不需要更多的细节东西。”
2012年年底，与哈迪德竞争东京奥运会主场馆设计方案的，还有日本著名建筑师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的SA N A A工作室。与哈迪德相比，方振宁觉得妹岛和世的作品比较温和，“不只让大家注意到场馆，也关注周围有机生态的空间。而评委觉得她的作品缺少高度集中的氛围，毕竟体育以竞争为目的，要满足这个特殊功能的需要。”谢宗哲也注意到，“妹岛曾承认，她的设计可能导致运动员竞赛分心，这点问题在最后被放大。”
而在此前的2005年，法国卢浮宫朗斯分馆的设计竞标中，妹岛以关键的票数赢了哈迪德，此后逐步走入美国和西方主流视野，而“现在却在自己家里头以关键性票数输给了哈迪德”。谢宗哲说。日本本土设计师在此次竞标中“陪跑”的不只妹岛和世一人，刚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伊东丰雄也在。
输在自己家里的这一幕，对比历史上1964年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或许意味深长。当时，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和工程师坪井善腾一起设计、建造1964年奥运会主场馆—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这个体育馆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现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凭借代代木在内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建筑，丹下健三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日本建筑师也就此登上国际舞台。
“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东京有着高速经济发展这一势头，但现在谁还会说日本高速发展?所以它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我觉得日本建筑师其实是陪标了，”方振宁说，“如果选西方建筑师，肯定获得国际奥委会的青睐，去年12月份我在日本看了这个专辑，有人问，如果申奥不成功怎么办，评委说，那我们就不盖了。”
方振宁介绍，这种策略在日本历史上并非鲜见。“二战”前，日本川崎造船所的社长松方幸次郎从英法等国收集艺术品。“二战”爆发，日本、德国成为法西斯轴心国，法国于是禁止这些艺术品出境，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开始松口。松方幸次郎拿回收藏时，准备建一个美术馆，“他跟法国政府表示，让柯布西耶来做设计，法国政府自然乐意将法国建筑文化传到东方，就同意了。后来通过大使馆找了三次才请动了柯布西耶，所以日本人在这种事情上是很有眼光的。”
谢宗哲也提供了一些对新国立竞技场评审委员会主席安藤忠雄的猜测。他曾翻译安藤忠雄作品《安藤忠雄的都市彷徨》，这本书汇集了安藤忠雄1965年至1992年于世界游历中的思考轨迹。谢宗哲觉得，安藤忠雄除了是一位建筑家，还是一个善于谋略的人。关于采用哈迪德的方案，他的观点和方振宁不谋而合：“让哈迪德进行设计，提高了东京竞争奥运会主办权的优势。”
或许也是深谙此理，日本建筑师在研讨会上并没有打出“反对哈迪德”之类的口号，他们专注于讨论奥运会这个吸引人的话题、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并不涉及建筑潮流派别的争论，更重要的还是针对日本政府庞大开发计划的质疑。
正如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所说：“槙文彦之所以反对扎哈设计的这个体育馆，是因为该项目规模过大—占地面积太大。”他还补充说：“我希望此次抗议能够成功地缩减场馆面积以适应周围环境。我并不反对扎哈的提案。该体育馆设计非常严谨，我们并不能彻底推翻它。但是，这个设计可以变得更好。”
是日本的，更是亚洲的焦虑
对方案进行适度的调整，也许是日本建筑师集体发声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扎哈·哈迪德入主东京奥运主场馆设计，仍让老话题浮出了水面—
西方设计师在东亚还要盖多少大场馆?
对中国来说，过去十年间拔地而起的巨型建筑后面，多半跟着一个外国设计师的名字。雷姆·库哈斯设计了央视大楼、雅克·赫尔佐格设计了“鸟巢”、扎哈·哈迪德设计了广州大剧院……这些建筑都曾因其外观而轰动一时，也曾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兴建和维护，并将继续矗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过去百年，全球化通过明星建筑师一直不断地输出，甚至说得严重点是某种殖民主义的再次侵袭，”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建筑师阮庆岳说，无可否认的是，“明星建筑师们在操作议程的时候，夹带的东西必然有某种耸动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主办方也看中国际媒体的影响力。”
对于日本建筑界的这次“反抗”，阮庆岳直言不讳地指出，明星建筑师在世界逐鹿已经不是主要话题，他们甚至面临在本国并不受欢迎的局面，但日本作为亚洲建筑领域的先锋，应该有更多的关怀。“日本建筑界早就应该提出这些问题，他们在现代性发展上没有输给其他国家，相对亚洲其他地区来说有着某种姿态性，但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和亚洲现象一起思考，放在亚洲国际的大环境下，有更强烈更积极的反应。”
生长、生活在与日本有着文化上千丝万缕联系的台湾，阮庆岳从这一事件中想到了更多，“这是对(日本)本土建筑界的羞辱。日本建筑师把台湾建筑师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毫无招架之力，一个标案都拿不到。但对日本来讲，这个冲击更大，所以他们应该更早思考到这一点。而大陆和台湾也不要看好戏，这只是阶段性的差异，就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
台湾建筑环境一直比较封闭，大型建筑一直都是政府在操控。直到1999年台湾大地震，经济受到重创，台湾开始开展“观光门户计划”，重点推荐日月潭、阿里山等景区，也开始打造地标性建筑。著名的台北101由台湾设计师李祖原打造，但更多的外国团队也接踵而来。
“政府请来了国外建筑师来竞标，从此以后，国外建筑多了起来。政府希望帮助提升台湾的可视度和可能性，整个初期有点静观其变，而这几年台湾塔、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陆续引发争议，”阮庆岳介绍说。
“台湾塔”是台湾目前正在建设的新地标，因其独特的造型和巨大的体量而陷入争议。该建筑的设计者是1971年出生的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他用钢骨构成穿透性空间，创造了一个半室外的室内空间，夜晚会形成斑驳的光影效果。此外，在顶层打造“漂浮在高空中的台湾花园”，特意显示出台湾地图的形状。“台湾评委找了很多有趣的评审，选中了藤本设计的最不像塔的‘塔’，藤本刻意去重新定义了‘塔’，作为现象的塔而不是作为物件的‘塔’，”谢宗哲说。
对“台湾塔”的争议集中在藤本壮介与台湾间的角色定位。阮庆岳略微有点怀疑，“藤本壮介做这个事情对他有什么意义?他的逻辑思维中隐藏某种政府有失偏颇的东西。藤本壮介如何理清自己的角色?”阮庆岳认为，虽然藤本壮介在台湾和哈迪德在日本的遭遇并不尽相同，但引起的争议却有某种内在关联。
去年底，台湾《建筑师》杂志办了一个论坛，讨论过去十年国外建筑师来台湾竞争的现象。“这件事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整个会场非常批判，国外明星建筑师的负面性才真正开始被讨论，”阮庆岳不赞成全球化，“但也不能自己封锁。”“未来十年我们需要对百年来建筑史的现代性去重估，重新检验那些‘非怎么样不可’的东西，”而他也希望未来二十年“亚洲能有力量对那些力量进行反扑，我们不可能沉默以终……其实建筑师是为人民服务，为人盖房子，思考人的。”阮庆岳说，“我这一辈子就能盖二十栋小房子，把里头的人的身心照顾好，就是最好的建筑师。”
在东京，槙文彦发起的研讨会最后，包括发起人和支持者在内的约100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希望对现有的建造计划做出相应的改变。截至目前，日本官方对于建筑师和学者们的质疑还没有任何回应。“以现在的阵势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声音还不够强大，”方振宁说，“要看2020年之前他们还会采取什么动作，缩小场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就像我们的‘鸟巢’最后不也瘦身了么?瘦身之后也挺成功的。”
日本建筑大师教给我们的事
丹下健三(已故)198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丹下健三是首位获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日本人、亚洲人。他是国际建筑界公认的“世界建筑大师”之一，并影响了日本一代设计师。
丹下认为，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及外观要符合必要的逻辑性，但建筑还应该蕴涵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一时代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将科技与人性完美结合。“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丹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槙文彦199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槙文彦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学校建筑、集合住宅建筑、公司大楼和公共设施上，提出群造型和场的形成理论。他从城市设计角度对待建筑创作，重视城市空间。其作品植根于风土并具有文化品质，凝聚了东西方双重文化的精神。
安藤忠雄199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安藤忠雄是最具传奇性的日本建筑大师。在成为建筑师前，他做过货车司机及职业拳手，其后在没有经过正统训练下成为专业的建筑师。安藤有“没文化的日本鬼才”之称。
安藤反对装饰及虚伪，他希望以简单的几何形来表达日本人的生活精神，崇尚极简主义。对于现代机能主义进行批判，反机能主义，认为这种舒适建筑切割了人和自然的联系。
妹岛和世+西泽立卫201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妹岛和世、西泽立卫除了对结构和设计的关注，开始把目光对准周围生活群落，环境和客户的个人需要。他们采用非坚实的物质如玻璃，运用透明的物质构成交错的空间，把人们从对建筑空间的惯有体验和透视观感中解放出来。
伊东丰雄201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伊东曾说过：“20世纪的建筑是作为独立的机能体存在的，就像一部机器，它几乎与自然脱离，独立发挥着功能，而不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但到了21世纪，人、建筑都需要与自然环境建立一种连续性，不仅是节能的，还是生态的、能与社会相协调的。”他的作品始于对日本消费社会的留心观察及对其社会背景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