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有媒体报道，全国城镇化规划草案已基本定稿，未来城镇化将从户籍、土地、住房、财税、地方投融资等改革着手，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当前，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已经开始澎湃，可以预见，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将面临一场历史巨变。而在这个大时代浪潮下，许多农民将完成身份的转换，许多家庭也将逐浪而行，切身体会到蜕变的喜乐和阵痛。他们的经历，正是具象的中国，具象的中国城镇化。
城镇化之路有喜悦有阵痛
北京近郊：“宅基地富翁”批量造
采访宋瑞时，他正忙着找人丈量自家的后院。“来租房的人太多了，前院住不开了。月底我还要去云南旅游，又怕碰上阴雨天气，所以急着赶工期。”宋瑞说。
“说得不谦虚一点，对于我们家来说，最近几年的确不再为花销发愁了，但这水平在我们村算很一般的。”坐在新买的汽车里，他略带得意地向记者表示，“当每个月能稳定进账几万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班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一村子“地主”
老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京郊农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他，日子真正有所改善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近十年来生活更是有了质的飞跃。除了感谢国泰民安和好政策之外，宋瑞自叹：“得益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宅基地。”
黑桥是一座连很多朝阳区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小村庄，而如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近郊“重镇”，不是因其对地方GDP有多大拉动效应，而是由于它接纳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动人口。
“目前，在我们村居住的本地人不到1000人，但外来租房者有10多万人。”他告诉记者，“为了多挣钱，几乎每户都尽其所能地在宅基地上多建房子。”
宋瑞以自家的情况为例进行解释，他家宅基地面积接近一亩，在宅基地的中后部盖了几间红砖大瓦房，供家人居住。在宅基地前部用围墙圈出了一个小院儿，院中有一座2层的砖混结构小楼。小楼总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造价近30万元，对外出租。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村里人大多数在北京城里上班，而现在基本上都回来当‘地主’了。”宋瑞神采飞扬地指着窗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在一片瓦砾上有人正在挑拣建筑垃圾。“家家盖楼房，户户建新居，几乎天天都有施工的。即便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也不惜借钱盖房出租。”他说。
高收入与低品质
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收入水平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外来人口成为城中村出租户的稳定客源。虽然北京早就列出了消灭城中村的日程表，但让这些人去哪儿住？无疑，他们会流向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同时，由于周边的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等地近几年陆续开始拆迁，来黑桥村暂住的流动人口与日俱增。
“盖房子的时候借了些外债，但早就还上了。”宋瑞说。他表示，用木板将自建小楼分成几十个面积不等的单间对外出租，每间每月租金为300-800元，承租者以外地来京人员和远郊区县的出租车司机为主。“每月的房租收入有2万元左右，相当稳定。一有空余的房间马上就会有人来寻租，压根不愁租不出去。”宋瑞表示。
宅基地上加盖简易楼出租营利让黑桥的村民富了起来，然而生活的品质却没有随之走高，一些问题反而日益突显。宋瑞指着村边一条塞满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的土沟叹息到：“一到夏天就泛馊味，蚊蝇乱飞。”
据了解，由于人口暴增和缺乏管理，黑桥的村容受到很大影响。来自五湖四海的“村民们”卫生意识很差，随地吐痰、随手丢弃垃圾，甚至随处便溺的情况时有发生。垃圾场、公共厕所、农贸市场等都变得凌乱不堪。说话间，一群黑黝黝的小孩风一般地跑过，远处传来几声犬吠。
与富裕的生活形成鲜明反差的还有交通难题。村外虽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但从村中步行到车站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从村中始发的两路公共汽车——973路和851路，却早已成为农民工的专列。“除了午后的几个小时和春节外，公交车基本上刚从总站发出来就已经挤得打不开车门了。小伙子都挤不上去，何况是老人和孩子。”宋瑞无奈地说。
“早点过上真正的北京生活”
尽管村民们为了缓解出行压力纷纷购置了汽车和电动摩托车，但“按下葫芦起了瓢”，村子里还是隔三差五就发生电动车丢失、小汽车一夜之间轱辘被盗的“囧”事……“防盗门、摄像头、报警器和狗，每家都有，可麻烦事还是不断！”宋瑞说。
环境、交通和治安问题只是伴随带给村民们租金收益的“瓦片经济”而来的诸多难题中的一小部分。“虽说现在是不愁吃不愁喝，手头也宽裕多了，但堵心的事儿却比原先多了不少。”宋瑞抱怨说，“在夏天用电高峰时，家里的空调带不动，成为摆设；在早晚洗漱高峰的时候，龙头流出的稀稀拉拉的水真让人着急，有的村民只好在自家院里安装水泵；村里的主要街道和巷子，大多都被违章经营的摊贩和沿街小店挤成了羊肠小道，串个门都得绕半个村子……”
有人说现在的黑桥就是一个超级的“大车店”！或者说是在“摊大饼”式扩展中被遗忘的城市边边角角。“以前觉得离北京很近，坐不到一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就到东直门了。现在交通更加方便了，反而觉得跟北京不搭界了。”宋瑞望着不太远的一片“钢铁树林”叹息到。那里曾经是盛产“拆迁富翁”的大望京村。
“外地人不满意，我们也堵心。”宋瑞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拆迁上楼，过上真正的北京生活。“拆迁的时候，我可不当钉子户。”宋瑞说。
“被上楼”的喜与忧
时间倒回到两个月前，刘鹏一家进进出出，正忙着整理家里的东西，大包裹、小口袋堆满了整个小院。虽然辛苦，但全家人都一脸的满足，因为从拆迁补偿评估完成的那天起，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搬家的这一天。
山东省东营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把中心城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龙头，以城中村和城边村改造为重点，全面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几个月前，刘鹏家所在的村子被列为新一批整村迁建点之一，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小村庄会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刘鹏一家更是切身体会到了城镇化带来的喜与忧。
喜的是，这次拆迁，解决了困扰刘鹏父母多年的一大难题——房子。28岁，在农村早已到了嫁娶的年龄，而刘鹏还是单身。就是因为家里没有房子，因此他“不敢”谈女朋友。刘鹏在城里工作，但那里每平方米动辄就6000元以上的房价，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几万元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数字。即使父母勉强给他付了首付款，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的他也还不起每月的房贷。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哥哥也急需房子。
两个儿子都需要房子结婚，这让刘鹏的父母压力倍增，烦恼也倍增。早在几年前城中村开始拆迁时，刘鹏便时常念叨“什么时候可以拆到我们家”。庆幸的是，他家距离城区很近，城镇化的脚步很快就来到这里。对于这次拆迁，父母、哥哥，还有刘鹏自己都满怀兴奋与激动。
据刘鹏介绍，他家原来有两个院子，此次拆迁共分得4套房子，两套面积为130平方米，另两套面积为100平方米，这一下子解决了刘鹏家的大难题。房子有了，剩下的便是等着两年后交房，然后装修、入住。而4套房子的装修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刘鹏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按简装标准装修，每套也需要花5万元，4套房子就是20万元，这几乎是一个农村家庭全部的积蓄。
“等交了房，我们把剩余的一套租出去，一年也能有2万元的收入。”刘鹏说。因为这次搬迁，家里的压力减小了不少，现在刘鹏的哥哥也已结婚成家。
能搬进楼房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也是一直以来的期盼，但欢喜之余不得不考虑住楼房的“压力”。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喜欢住楼房，刘鹏的父母也有自己顾虑：这次搬迁，除了补贴的4套房子外，他们没有获得其他现金补贴，而住楼房后，相应的其他各方面的开销都随之增加了。
对于这笔开销，刘鹏算了一笔账。一套房子一年的供暖费、燃气费、电梯费、物业费、卫生费等加起来将近万元，这样算来全家每年比以往要多开销几万元，而这还仅仅是看得见的花费。同时，原来在自家地里种菜，不用买菜，如今买菜也是一笔开销。
对于刘鹏和他哥哥来说，这些费用倒也负担得起，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父母养楼的负担。“因为父母都是农民，不像公务员每月有几千元的退休金，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一年一千多元的农村养老保险金对于养楼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刘鹏说。
除了这些，刘鹏还觉得，拆迁补偿费太低，宅基地本是农民手里仅有的财产，但却被低价征走，随后可能产生的土地附加值，他们却无法享受。
